作為大陸投資的“備胎” 臺商南下遭遇越南困局
“南下”越南的臺企是想尋找投資最后的“處女地”，但迎接它們的除了較低的生產成本和豐厚的盈利預期外，還有眾多諸如罷工、“彈性”稅收、明拿暗要等困窘。
罷工不斷、供電短缺、吃拿卡要……一系列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讓從中國內地轉道越南的臺資企業頭痛不已。
越南胡志明市經濟開發區內一家臺資玩具廠廠長洪慶來告訴記者，目前他最頭痛的是電力問題：越南硬件建設比較不足，供電嚴重短缺，讓設廠的臺商面臨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電的窘境，不少臺商都考慮要自己蓋發電廠來解決供電問題。
多次組織推動臺商前來考察的越南聯泰公司董事長王泰允也認可洪慶來的表述。他告訴記者，隨著外商大量增加，越南必然會面臨缺電問題，因為越南主要是水力發電，在非雨季時水庫缺水即缺電。另外，工業區有優于民生之保證用電，故工廠若不在工業區內即較會缺電。
洪慶來的煩惱也不同程度體現在眾多在越臺企身上。近年，由于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上漲迅猛，再加上人民幣匯率單邊上揚等因素，越南這個“臺商在中國國內投資的備胎”受眾多臺企青睞。
東莞臺商協會調查顯示，東莞臺資企業已有200多家搬離，前往越南進行過考察、有轉移投資意向的臺資企業占東莞臺資企業的30%左右。而據越南官方統計，臺商對越南的投資在2005年即已超過新加坡上升到第一位，累計投資金額為100億美元，投資項目超過3000個。
大批“南下”越南的臺企是想尋找投資最后的“處女地”，但迎接它們的除了較低的生產成本和豐厚的盈利預期外，還有眾多諸如罷工、“彈性”稅收、明拿暗要等“斬不斷、理還亂”的困窘。
最怕是罷工
洪慶來目前還沒有遇到罷工的難題，但是相信不久他就可能遇到了，在越南，罷工是很平常的事情。
“自2000年我在這里設廠以來，已碰到近20次的罷工，平均一年超過兩次。有5次是整個工廠全部罷工。”位于越南同塔省沙瀝工業區的一家臺資鞋業老板李同安訴苦道，越南與中國大陸不一樣，罷工如同瘟疫，每年都會大面積爆發。“工業區增長的速度快，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一間比一間大，而工人有限。罷工事件后工人不會受到懲罰，仍然可以繼續就業。”
李同安對罷工心有余悸：“那些帶頭罷工的越南工人會阻撓、恐嚇、毆打其他想上工的工人，更讓人吃驚的是，有些前來處理罷工事件的警察甚至教唆、鼓動工人罷工。”
罷工問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越南臺商，以臺商最為集中的平陽省為例，大小臺企約有400至600家，80%都有被罷工的痛苦經驗。雖然越南政府在前年制定了《罷工法》規范罷工，但罷工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
根據臺灣地區越南代表處提供越方統計資料顯示，去年越南全年有400余起罷工，但今年到7月初已達300多次，今年已有230多家臺企受害。罷工潮以胡志明市及其附近的平陽、古芝、隆安、西寧、同奈等省最激烈。
對于越南工人的“高頻率”罷工現象，王泰允給出了較為“權威”的解釋：越南缺乏職業訓練中心，員工要自己來訓練。尤其從農村找來工人，剛入工廠總會不適應。此外，盡管越南的人力素質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好，領悟力強，工作又勤奮，但人才流動率相當高，員工見錢眼開，跳槽陋習行之已久，員工的向心力及歸屬感比中國大陸差了太多。
王泰允把這一切解讀為文化差異。他告訴記者，越南人生性浪漫又散漫，更常傲慢。法國殖民文化陋習的影響比較大，路邊咖啡館林立，及年輕人再貴的手機及機車也買來拉風可見一斑，連收紅包也叫“咖啡錢”。另外，男少女多的戰后人口現況，使路邊盡是女人在擺攤作工賺錢、男人在蹺腳聊天發呆的場景。他表示，越南勞工喜歡下班后到路邊喝啤酒聊天，連鄉下人也比美國人會過生活。在浪漫的享樂主義下，臺企如果要求越南員工加班自然“不受歡迎”。
法規可“協調”
加班與否還屬于企業自身可控范疇，但投資所面臨的法律規定則是在越臺企難以影響的了。
王泰允介紹，越南在外資管理方面的法規與中國大陸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以土地法律而言，雖然中越均是只對外商出售使用權，但在越南一般是向工業區租用土地使用權，到期還給工業區，以后更透過工業區轉讓土地使用權給他人。而在中國大陸一般是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直接取得土地使用權。越南土地采使用權制度，一般是租用50年，也可只向工業區租30年，也可采每年付租金方式。但因蓋廠房在土地上面，一般仍以租用50年一次付清較多。所選擇工業區必須與當地政府有緊密關系，才能滿足臺商日常營運需要。若不在工業區設廠，不僅沒有稅負優惠，且要自己經營與當地關系。
王泰允提醒，越南在環保上要求很嚴格，尤其是靠居民生活區附近。在越南投資的首要問題是慎選工業區。工業區是日后面對政府各部門事務的協調者。臺商到越南除非是大型投資案，直接找總理談優惠條件，否則一般沒有專門政府招商單位在做投資促進事宜，招商是各工業區的事。這與在大陸找鎮、區各級招商單位并由其提供日后經營上的協助，是很不同的。
稅收有“彈性”
在越南享受的優惠條件往往是各工業區當初向政府所爭取的。臺商若不在工業區內享受不到稅法上的優惠，除非自己去向政府要。
王泰允介紹，越南在所得稅上的優惠規定相當復雜，基本上稅率是28%，但可降到20%、15%、10%，優惠期限也有10年、12年、15年之分，在減免上最多可達獲利年度起4年免稅、9年減半。影響優惠條件的主要變量是所在工業區當初是如何爭取的，可能第一期臺商有享受到，第二期進駐臺商就沒有了。當然，不在工業區內的臺商，除非是大廠自己去爭取，否則就沒有優惠。在增值稅方面，進項稅額可退稅。臺商設廠時期在購買設備時常忽略所含10%增值稅是可退的。每個月要申請退稅，三個月后申請就無效。很多臺商因對法規的不了解而虧大了，真可惜。
另外，臺企在投資軟環境上也有“發揮空間”。
王泰允表示，目前在越南仍有很多“公關”的費用。以路上的交通警察為例，其每個月工資才81萬越幣（相當于500元人民幣），比一般工廠工人的110萬越幣低得多，所以“吹個哨子”（抓個違規）收5萬越幣就很常見。海關、稅務、勞動等部門官員到工廠來看時，難免要花一點“公關費”，但這些官員不會如中國大陸采用突擊式到訪，一定會事先通知且出示公文。其他如海關驗柜付點加急費，要多快均可能。目前“綠色通關”（不查柜）的“咖啡錢”，一般要50萬越幣左右。
中國優勢仍在
雖然越南在投資成本上有一定優勢，但眾多臺企只是把它作為投資“備胎”，并不會因此離開中國大陸。
東莞臺商協會會長葉春榮告訴記者：“現在叫中小型臺商搬廠到越南或臺灣，并不容易。很多臺商打算在大陸這邊繼續觀察，先到越南去擺個點。”他認為，臺商面臨問題的核心，是臺商在本質上是做加工、品牌代工的，并沒有掌握通路以及市場，容易被局勢所左右，臺商主要以歐洲和美國市場為主體，當美國經濟衰退，就會直接沖擊到臺商。
李同安目前仍然表示比較喜歡中國廣東東莞的投資環境，他在東莞1996年就開有一家鞋廠。“當我們公司與工人有矛盾時，政府總是顧全大局；在越南，工人與公司有沖突，政府總是站在工人一邊。”
他對自己也在越南開廠的解釋似乎更能代表在越臺商的“心聲”：現在鞋類出口非常難做，大陸受到的反傾銷壓力太大，越南在這方面就比較有優勢，“越南就是備胎呀，萬一大陸那邊生意實在做不下去，至少越南還可以維持局面，支撐一段時間”。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盡管成本比越南高出許多，但中國大陸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工業投資地。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采取了一種“中國+1”的策略，即除在中國大陸投資外，還在大陸以外的亞洲國家建立擴大營運據點，只不過對于臺商而言越南成了首選而已。“這更符合中國制造的整體愿景。更高的技術含量，更高的附加值才是中國需要的。而那些單純依賴低人力成本的產業早該轉移了。”
來源：鳳凰周刊 記者許念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