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導型展會中國展覽市場的“風向標”
2007年里,政府主導型展會隨飽受爭議,但政府主導型展會依然是眾多展會的“風向標”。
如果離開了政府的支持,沒有相應的政策優惠,中國的會展業會是一番什么景象?我們難以想象。
在“扶上馬,送一程”的原則下,一批由政府主辦或得到政策大力支持的展會逐漸形成自己的實力。“規格高,權威性強;經濟效益之外,社會效益明顯;資源豐富,整合力強。”博鰲論壇總監姚望如此評價政府主辦展會的優勢。
中國的會展業,到底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那些受政策支持的名牌展會將何去何從?幾個曾更名的展會案例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五月北京:科博會 北京科技產業的窗口
中國北京國際科技產業博覽會(以下簡稱科博會),其實原名是中國北京高新基礎產業國際周。和廣交會一樣,科博會也經歷了一段更名歷程。
科博會由國家科技部、外經貿部、教育部、信息產業部、中國貿促會、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北京市貿促會承辦。通過觀察主辦單位的陣容,不難看懂其強大的政府背景和獲得的政策支持。據了解,中國政府領導人李鵬、朱 基、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賈慶林等都曾多次出席科博會活動并接見參會的境外來賓。
在2001年還是“國際周”的時候開始,整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頂級首腦論壇”上,包括ABB集團、蒙特利爾銀行、東京三菱銀行、法國電力公司、通用電氣、惠普、微軟、英特爾、IBM、諾基亞等幾乎所有世界知名企業的首腦都曾出席過。
“北京的科博會之所以能夠成功,跟北京市的整個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在首都北京新的發展綱要中,重工業不再是受寵產業,而污染相對較低,利潤較高的高科技產業則成為新寵。”專業人士分析認為,憑借“首都”這一標簽,聚集世界各地的科技型企業并非難事,更何況北京的科技產業本來就很發達。
“一個展會在策劃主題的時候,一定密切關注當地的政策走向,集中專家的智慧。”姚望表示,政府主導的展會除了能夠得到經濟上的支持,還有無形的政策支持,甚至包括主流媒體的造勢。
此外,包括組織各地機構動員企業,邀請高層領導出席等,北京科博會將政府資源發揮的淋漓盡致。
五月深圳:文化產業博覽會 深圳城市轉型的機遇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作為第三屆文博會的牽頭主辦單位,將把籌辦工作作為總署工作的重中之重,舉新聞出版全行業之力,與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廣東省和深圳市等主辦、承辦單位一道,將第三屆文博會辦好。”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龍新民說。
年輕的深圳市雖然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但在文化底蘊方面卻嚴重匱乏。在外界看來,發展文化產業,和北京、西安、廣州等歷史悠久的城市相比,深圳并不具備優勢。創辦文博會,深圳也不具備優勢,但展會的效應卻是巨大,通過舉辦文博會,可以匯合全國的文化產業向深圳匯集。顯然,深圳市有此方面的考慮,意圖舉辦文博會帶動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博會在籌辦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曾對該項目做出批示,肯定了在廣東舉辦“文博會”的創意,要求把“文博會”辦成我國文化產業的“廣交會”。這一批示,使文博會在開幕前夕升格為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東省政府共同主辦。而在首屆成功舉辦之后,文博會的名稱也由“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改為“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
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第二屆文博會觀眾數量達到了90萬人次,成交額超過100億元。顯然,文博會的舉辦讓深圳市不僅僅賺足了銀子,也賺足了人氣。
近些年來,文化產業的發展政策開始逐漸放松,政府的角色開始轉變,如何通過宏觀調控指引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是一個新的問題。“以前政府是站在臺前辦文化事業,現在都要轉到幕后為文化產業提供服務,這或許也是政府大力支持深圳文博會的原因之一。”一位專業人士說。
十月南寧:中國—東盟博覽會 廣西食得“頭啖湯”
很多具備辦展資源的城市,都出臺了相關政策,力圖通過發展會展業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而言,大規模、高檔次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同樣也成為整個自治區的發展契機。
“近水樓臺先得月”,作為主辦地的廣西,是中國與東盟之間唯一的陸海連接的地區,中國若與東盟進行多方位的商貿往來,廣西成為必選的窗口。作為中國與東盟合作的窗口,今年7月廣西提出全新的“M”型的發展戰略,將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向更深層次發展,由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大湄公河次區域兩個板塊和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一個中軸組成,形成形似英文字母“M”的一軸兩翼大格局。
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雙方期望該貿易區于2010年建成。這一自由貿區建成后,將成為擁有18億人口,GDP超過2萬億美元,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絕對地緣優勢的廣西,無疑將食得“頭啖湯”。
其實,云南的昆明同樣具備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條件,從地緣優勢和辦展經驗上看,昆明絲毫不讓南寧,但因為廣西成為舉辦地,昆明喪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中國—東盟博覽會在2004年舉辦第一屆的時候,并未形成如此氣候,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廣西區政府,都沒有完全意識到該博覽會將成為中國與東盟十國貿易往來的重要平臺。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后,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項目越來越多,演變到現在,儼然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十國高層領導人直接對話的平臺。
此時,一個不被外界發現的細節,“南博會”的簡稱也已成為歷史。
春秋兩季: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外經貿政策的風向標
在中國剛改革開放政策之時,中國對機械設備等相關物資奇缺,當時的外經貿渠道同樣匱乏,難以滿足這一需求。“我們最初在廣州舉辦展覽會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在經貿上的渠道匱乏,并且信息也不對稱。通過舉辦展覽會,將海外的企業引到中國,邀請中國的企業到現場采購,在沒有其他渠道的情況下,展會成為雙方接洽的最好平臺。”香港雅仕集團董事長朱裕倫回顧改革開放時期廣州會展業的情況時說。
這種說法同樣也可以用來解釋廣交會最初創辦的原因:中國與海外進行經貿往來的市場需求。
在旺盛的市場需求下,廣交會迅速發展起來,在市場中逐漸形成自己的權威地位。伴隨著政府觀念的開放,中國外經貿發展戰略開始以出口為導向,鼓勵企業出口創匯。廣交會這一已經在民間形成權威的外經貿平臺,開始引起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為了加強內外貿統一,商務部應運而生,并成為廣交會的主辦單位,中國貿促會成為承辦單位。
2006年,商務部公布的《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十一五”期間我國將從重視出口創匯,向進出口均衡發展、實現貿易平衡轉變。由其主辦的廣交會,理所當然成為中國外經貿發展新戰略的一張執行牌。
而具體到廣交會本身的發展,由于廣交會將增加進口功能,參展范圍將得到擴大,導致其規模的必然膨脹。廣交會完全可以利用此機會發展壯大自己,通過調整參展企業結構和展出商品結構,對展會運作進行升級,以打造自身更強的影響力。
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