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定非洲 中國制造業產能轉移需“松綁”

　　早春三月，中國-博茨瓦納經濟貿易合作區在上海正式宣告啟動實施。一年半前，博茨瓦納總統費斯圖斯·莫哈埃通過該國駐華大使轉告浙江商人何烈輝，你們在博茨瓦納的工廠搞得不錯，為人也蠻好，能不能夠把工廠搞大一點，變成工業園區。一年半后，莫哈埃的建議變成現實。

　　自2005年以來，商務部已經批準建立19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浙江和江蘇幾乎占據了其中的半數席位，江、浙兩地企業主導的境外經貿區選址多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入園的企業以國內產能過剩的制造企業為主，非洲和東南亞一時成為中國制造業的樂土。

　　非洲需要中國

　　何烈輝的父親1998年第一次踏上了博茨瓦納的土地，十年后，何烈輝自己成為中國-博茨瓦納經濟貿易合作區首席執行官，他認為非洲國家需要中國的幫助來填補制造業空白，實現經濟發展動力的多元化。

　　以博茨瓦納為例，何烈輝說這個國家的制造業基礎比較薄弱，經濟上非常依賴礦業，“博茨瓦納是世界上最大的鉆石生產國，經濟總量的60%以上來自鉆石，制造業只占它GDP的5%不到。”何烈輝表示。

　　目前，博茨瓦納吸引外資的愿望不是很強烈，因為外匯儲備豐富，礦業還會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時間，但是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角度來看，它需要引進一些大量使用工人的制造業。

　　“這是180萬人的國家，25%的失業率是國家的負擔不小；而且人沒事可干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博茨瓦納希望實現產業的多元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礦產總有一天是會挖完的，他們不希望自己的經濟對礦業依存度太高。”何烈輝表示。

　　博茨瓦納對產業多元化的渴求為中國企業的成長提供了空間。何烈輝說：“1998年我開始到博茨瓦納做貿易，2005年，我花了260萬美元辦了一個紡織廠，雇了100多人，一邊施工一邊生產，到2006年上半年建成的時候，工廠已經雇了500多人，做到2000多萬美元的銷售額。很多當地人以進這個工廠為榮，產品很受歡迎，生意忙的時候，一大早客人就排隊來提貨。”正是中國工廠的示范效應引出了莫哈埃總統提出建立工業園區并進一步升級為自由貿易區的動議。按照雙方的規劃，紡織服裝、小家電、小型汽車制造、高新技術將成為中國-博茨瓦納經濟貿易合作區重點發展的產業。

　　南京市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的投資方之一，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吳舉峰說：“尼日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個國家基本沒有工廠，整個工業產品的95%需要進口。現在尼日利亞的狀況就相當于我們國家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市場上什么都缺，什么東西價格都高。他們的州長到我們開發區來參觀，回國的時候，29英寸的彩電、VCD、DVD、錄音機、錄像機，拿得動的都買了往回帶，中國企業在尼日利亞都比較受歡迎。”

　　東南亞：中國出口的中轉站

　　與非洲國家相比，東南亞地區市場縱深相對較小，本地市場對制造業產品的需求有限，此外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上高于非洲國家，使得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相對較高。

　　根據本報記者對四家境外經貿園區中國投資方的調查，部分非洲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生產要素的價格如表所示。

　　無論是非洲還是東南亞地區，在土地價格方面，都遠遠低于國內。何烈輝介紹在浙江諸暨，工業用地價格為30萬~40萬元每畝，上海的工業用低價格應該在每畝100萬元以上。其中位于泰國的羅勇工業園土地價格最高，吳舉峰分析這與不同的土地開發模式有關系。

　　吳舉峰說：“東南亞他們幾家做的與尼日利亞相比，成本比較高，因為他們的土地都是要錢的，都是花錢去買人家的土地，然后再開發成熟，再吸引企業入駐，東南亞地區的成本無形中就增加了。我們在非洲，政府以土地入股的形式來合作，相當于政府免費給我們的土地，這樣我們開發的是土地一級市場，而東南亞屬于二級開發，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雖然在部分生產要素上價格稍高，東南亞地區對中國制造企業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泰中羅勇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海說：“泰國是東盟的創始國之一，東盟共同市場內可以互免關稅。而且泰國與主要的經濟體如美國、日本等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建立了緊密經濟伙伴關系，只要產品的原產地是泰國，進入這些地區既沒有關稅也沒有配額。”

　　由江蘇紅豆集團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有限公司在給本報記者的書面回復中表示歐、美等發達國家給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對柬埔寨沒有貿易壁壘和反傾銷。柬埔寨產品出口到歐洲、日本不需要繳納關稅，出口到美國只征收很低的關稅。

　　靠近中國是東南亞地區的另一個優勢，據介紹北京、廣州、上海、香港均可直航柬埔寨首都金邊，其中上海—金邊的航程為3.5小時，而廣州到越南只需要一個多小時。對于國內產能過剩又遭遇種種貿易壁壘的中國企業來說，東南亞很適合做制造業基地和出口基地。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有限公司的書面材料透露：“我們的入駐企業都是外向型的企業，都是出口加工，不是在柬埔寨本地銷售，而是銷往歐美和日本。”

　　“走出去”需要松綁

　　吳舉峰在介紹萊基自由貿易區的招商進展時說：“現在‘走出去’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積極，中小企業比大企業積極，看得多、訂合同的少。” “國家鼓勵‘走出去’，但是‘走出去’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很多政策是限制我們‘走出去’的，所以大企業‘走出去’很不方便。比如外匯怎么‘走出去’？”

　　目前，我國外匯制度還沒有放開，國家的審批權限規定項目在1000萬美元以下，需要商務部和外管局審批、審核，但1000萬美元投資境外經貿園區是不夠用的，建立園區更是杯水車薪。

　　而且審批程序需經過：向發改委立項，再經過商務部審批、外管局審核，時間上就拖了很長，更重要的是不方便。面對上述程序，個別企業選擇通過香港、地下錢莊把錢輸送出去，正規途徑走不通，就走地下途徑；此外地下途徑快。所以，企業一直呼吁政策方面要完善和配套，要簡化外匯審批程序，放松外匯額度控制。

　　胡海建議：“對外投資的審批，力度還可以再大一點。目前審批環節比較多、重疊、復雜，周期很長。政府內部也在討論，把審批制改為備案制，因為每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都是老板拿自己的錢去投資，不管是在境內辦廠還是境外辦廠，你管它干什么，如果虧本他是不會干的。”

　　除了“松綁”，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還需要政府多“鼓勁”。吳舉峰說：“要不要‘走出去’，很多企業處在等待觀望或者根本不清楚的狀態。

　　“現在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庫存積壓最多的是電子類產品，像彩電、冰箱、電風扇、洗衣機、空調，一方面庫存積壓，一方面產能嚴重過剩，國內市場根本容納不了，如果通過境外加工的方法，利潤空間還是比較大的。”胡海認為國家應該主動制定更多鼓勵對外投資的政策，比如更多稅收上的優惠和財政上的補助，資金貸款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制造業“走出去”的積極性可能更高。

　　接受采訪的境外經貿區的多位負責人都表示希望我國政府能夠從政府層面上與投資對象國建立一種溝通機制，從政治上保證項目的安全，原因在于一些外國政府誠信度不高，萬一遇到政府的更迭，對中國的企業保護性相對比較差，這時需要中國政府出面保證本國企業的利益，為企業站出來講話，這樣即使外國政權更迭、領導人更換，對國內企業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